鄧永成:城鄉二元結構已然逝去 無止境開發漠視共融差異

【原刊於2020年8月17日明報觀點版思潮專欄】

林鄭月娥近日自言已超額完成3年多前參選特首的那份政綱,本文欲藉討論願景內的城鄉共融政策措施來一探其言虛實。

城鄉共融政策措施在「關愛共融 改善民生」的綱領下,包括以下兩點:

「6.40 在保持香港城、鄉、郊、野的獨特環境下,促成鄉村保育工作,發展生態旅遊,為已近荒置的鄉村注入動力。」

「6.41 充分運用民政事務局和發展局分別與鄉議局建立的溝通平台,商議各項有關鄉事的議題,包括受《基本法》保障的新界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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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守望「差異的權利」 從城市規劃看深水埗潛在士紳化

【原刊於2020年8月5日明報】

兩周前深水埗大南街藝文空間合舍創辦人撰文評議「Sham Shui Po is the new Brooklyn」,反思包括自身在內的進駐戶有否令社區步向「broken」,甚而背負士紳化共犯的罪名。城市土地緊張,一窩蜂刺激市場租金的波動,直接影響區內店舖更替以至社區面貌,求問於兩位專研城市規劃的學者,他們縱對士紳化各有見解,均認為罪名切勿輕易加諸,同時談及改變街道的可能。

文 劉彤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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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永成:再論資產空間:國安法、土地問題、深層次矛盾

【原刊於2020年6月29日明報觀點版思潮專欄】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5月底表示,制定港區國安法的目的是維護香港社會安定、團結、穩定,從而解決香港經濟和民生的一些深層次問題。

什麼是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人民日報》海外版去年9月初的社評指,「反送中」運動緣於沒有好好解決住房問題。要解決這深層次問題,便要解決土地供應問題。中共中央政法委的社交媒體「長安劍」更將階級矛盾劍指李嘉誠等地產商,同時民建聯卻出爾反爾地提出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私人業主的閒置土地興建公屋。最近一個月建制中人更放風,談到在內地覓地填海建公屋的建議。似乎解決住房問題後,政治壓力必然大減。

究竟國安法與土地房屋問題是否有關連?前者對後者又是否利多於弊呢?下文先討論土地問題這個不倫不類的假命題,繼而讓讀者自行決定是否弊多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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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永成:莫待絕處逢生 地區自主應當仁不讓

【原刊於2020年5月11日明報觀點版思潮專欄】

區議會今年換屆後,運作即遭政府由政治打壓到財務打壓全方位打擊。當民選議員推動「時代革命」,有民政事務專員開會期間拉隊離場,拒絕提供秘書服務,阻止議員提出「重組警隊」的議案等,盡顯政權的不合作及打壓。政務司長回應說,區議會是為社區做實事的平台,區議員不應在此作政治表態。然而,最近以抗疫為名削減多區的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故做實事也難有作為。

在這個社會政治大環境下,區議會及地區政治,究竟何去何從?或容我借用「領地的自我管理」(territorial autogestion)概念(註1),探索群眾可怎樣直接挪用社會資源,而非等待政府動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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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永成:資產空間的時代革命:從檢疫中心說起

【原刊於2020年3月16日明報觀點版思潮專欄】

政府找地方作檢疫或隔離中心處理武漢肺炎疫情時,引來地區居民強烈反對,甚或大小衝突。有人視之為「鄰避效應(NIMBY)」的典型案例,但這說法的問題是沒有更廣闊的社會基礎,誤以為意味着今天發生的運動與諸如10年前美沙酮診所選址都是同出一轍,你怪我自私、我怪你霸道。批評政黨及地區居民刻意把疫情政治化的人,亦顯然漠視了抗爭運動就是疫情的背景,諸如暉明邨事件「藍絲」「黃絲」一起堵路,以及葵涌門診遭縱火等,是對準政權的挑戰。至於提議政府提供客觀及科學化的理據回應公眾疑慮,強調理性討論土地規劃選址的技術問題,則錯誤假設資訊多了便可以使政府施政更負責任,忽略了城市規劃的政治本質。

我們應怎樣理解這些爭議?敝欄早已提議一組認識我城的合適概念:統治空間vs.挪用空間(註1)。前者是促進國家/城市管治,壓迫的空間;而後者是民間把不同聲音組織起來,抵抗霸權的空間。為了把這組概念更精準地運用到抗疫運動的理解上,我提議在此基礎上闡述統治空間內的資產空間(property space;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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