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塘城市景觀的秩序與共創

【原刊於信報2007年5月14日P13版】

陳劍青(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研究生、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近年的重建項目令人目不暇給,新設計新概念隨意在舊區落實,當中原來隱含了不同的政治議程。即將上馬的觀塘重建計劃,經歷過跨政權的管治模式,可能就是現今解讀這種城市權力景觀的最佳範例。

觀塘原來有鐘樓

單就觀塘兩幅不同時期的規劃大綱圖,就足以道出香港的權力轉移與箇中城市景觀的關係。一九九○年,土地發展公司《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的規劃大綱圖顯示,除了公園、商廈與住宅,觀塘市中心更建設一座在報告內沒有充分解說的鐘樓。

鐘樓,一座帶有強烈殖民秩序(Colonial Order)的空間形式,其對觀塘的意義,在於向周遭宣示一種工業生產的時間,用以改造當時仍然為數不少、來自五湖四海的觀塘工人,統一他們的時間觀,使他們習慣活在工業的生產線上的同時,亦企圖在這個五十年代的市鎮再度宣示殖民管治的權力。

今天已經商業化的觀塘顯然不再需要鐘樓,取而代之,觀塘需要就如 apm 那些失去時間的奇觀,讓人在迷糊的商業消費時間中進行商品的崇拜。

市區重建局近期公布的重建計劃,更帶有一種中國秩序 (Chinese Order)的暗喻,什麼「地標式鵝蛋型建設」、「流水式梯田公園」,就似是祟尚建設巨蛋及中式建築的新中國城市,隱含着回歸後新政治秩序與社會關係建立的意圖。

城市景觀的變更就如一場跟隨宗主國的轉移的權力遊戲,新朝代蓋新宮殿,它是專為統治階層往後「更好」管理而鋪上的鮮紅地毯。

景觀作為共創體

是否這樣的政治現實,就代表平民大眾就不能選擇城市的模樣?近日訪港的文化地理學者 Don Mitchell 卻有另一番理解。他將法國哲學家 Henri Lefebvre 對城市本質作為共創體的理念,演繹出其實景觀也需作為一種共創體 (Landscape as Work),意即無論在物質或符號的意義上,景觀都是由人民共同創建的。

故此,城市景觀必然是公共之物,市民不僅是它的擁有者與使用者,他們更有城市的權利去改變它,成為城市景觀的改造者。

觀塘存在小規模的創造空間,某程度上可算是共創體的體現。街邊的出牆鋪、樓梯鋪、唐樓內的伊斯蘭學校、為貧苦租客而建的板間房、天台屋等,都是由觀塘社區自行創造的空間。然而,這些「自創空間」與以上所說的「共創空間」,似乎還有一段距離。

或許,我們亦須在迷失了本土與主體的後殖民時代,認真思索一下什麼才是社區真正的選擇。

廣告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標誌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