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希望的空間──讀大衛‧哈維的反思

【讀書札記】
希望的空間──讀大衛‧哈維的反思

文/葉炳林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
香港批判地理學會成員

本文是香港批判地理學會兩次讀書組後的總結。讀書組藉閱讀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希望的空間》(Space of Hope),反思香港及全球社會種種不公義狀況,並討論社會運動應有的態度及策略,希望在全球化的壓迫下尋求出路。以下,筆者會簡介其中兩至三個章節的內容,並帶出一些值得反思的議題。

Summary

理想、現實和空間:邁向辯證烏托邦主義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哈維一直致力批判新自由主義及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不公義狀況、越趨嚴重的剝削,及各種威權甚至極權的制度。這些主題亦延伸至《希望的空間》一書當中。所以,對他而言,所謂「希望」就是在這些壓迫下尋求出路,建立一個使全人類更平等、民主、自由的社會。今天我們相當熟悉這些理想的普世價值,視之為理所然的道理,但是在極其複雜,諸多限制的現實狀況下,實踐理想談何容易?

在現實生活中,總有無數的束縛和限制,使我們縱有理想也難以一蹴而就。那麼我們應該空憑理想莫視現實,還是放棄理想繼續行屍走肉?在本書的第八、九章中,哈維正是要處理這個兩難問題。他發現,從古代柏拉圖所描繪的「理想國」,到中世紀湯瑪斯‧摩爾(Thomas Moore)所勾勒的「烏托邦」,以至今天新自由主義者以「自由市場」及中產形象為本的社會想像──所有這些「理想社會」的模樣,都被想像成一個封閉、排斥異已、有明確規則及廣泛社會控制/監控的城市。而當政府或企業不理具體現實狀況,強硬地把這些「理想社會」的模樣實踐在某個空間或社區裡,往往需要威權的手段,且會對生活在當地的人造成嚴重的壓迫與排斥。例如,近年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已發展地區大行其道的「仕紳化」(Gentrification),通常會在貧窮社區實行「市區重建」,以各種威迫手段趕走住在當地的窮人,並以中產階層的生活方式為想像興建各式私人樓宇、商場,甚至遊樂場或主題公園,而這些被「仕紳化」的空間,更會明文規定不許某些人進入,如露宿者、乞丐等等。

無視具體狀況,一意孤行實現心中所想的社會模樣,可對其他人造成莫大的傷害;但不抱持理想改變現狀,則會繼續鞏固和維持壓迫性的體制。然則,我們應該抱持怎樣的態度改變社會?應該怎樣處理「理想」和「現實」間的關係?哈維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尋到答案。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如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就指出,馬克思的聰明之處,在於他抱持著共產主義的理想,卻從不提供具體細緻的共產社會藍圖,最多只對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狀況進行分析。因為,按照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原則,實踐理想社會的做法,需要按照當下具體社會狀況提供的限制和機遇作出調整,逐步實踐,而不能把一些做法當成放諸四海皆準的教條。「理想」和「現實」間存在著互為影響的辯證關係:一方面,我們要在抱持平等、公義等理想下,按照具體社會形勢做出一些判斷及決定,改變現狀;另一方面,現實狀況會限制我們的做法,同時亦會提供一些機遇讓我們按照理想做出一些改變社會的決定,然後現實狀況會因應人們的實踐有一定的改變。而這個原則就是哈維所提倡的「辯證烏托邦主義」(Dialectical Utopianism),既抱持理想,亦按照具體社會、歷史、空間的現狀在做法上作出調整,在改變的時候顧及不同弱勢階層具體的生活狀況,逐步令社會邁向平等、自由、民主的理想。

人與自然:辯證的生命之網、重建知識的交流

對哈維而言,「辯證烏托邦主義」不能只應用在改變人類社會,更應該應用在大自然、人與自然的關係當中。換言之,理想社會不只是說人與人間的關係變得平等民主自由,更要想方法保障大自然各物種,製造人與自然恆久共存的社會環境。哈維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必須使用各種大自然的資源,而人類更進化到一個地步,有能力對大自然各物種作出影響深遠的決定,所以人類必然有責任顧及其他物種的存續。

不過,處理大自然,實牽涉到很多複雜難解的問題。畢竟,現時在環保問題上,就存在很多互相矛盾、甚至自相矛盾的論述觀點,這些觀點來自不同的思潮,亦與不同階層的利益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即便在一些最簡單的問題上,如人類跟大自然有什麼關係、大自然環境現時出了什麼狀況、人類可以怎樣處理環境,人們也無法尋找共識,存在著很多無法化解的矛盾甚至衝突。

在眾多環保論述中,哈維發現一個較主流、左中右不同派別都出奇的接受的說法:人類過往數百年的發展對大自然造成嚴重損害,以致大自然正面臨全面崩潰的邊緣,人類應該做些事情挽救大自然,免得讓自然崩潰的同時,人類亦無法生存。哈維認為,這種「世界末日」的說法極其危險,最少有兩個問題。第一,它假設了在大自然受害崩潰之前,人類和自然是兩個互不干涉的個體,看不到人類在漫長的歷史裡如何受大自然限制、如何改變大自然,以及改變大自然的同時亦因而改變人類自身。第二,當人們看不到上述人類社會與大自然互為影響的「辯證關係」時,我們採取的所謂環保措施,反而有可能對人類、或者弱勢階層的人造成嚴重損害,甚或提供藉口讓當權者以環保為名打壓基層群眾。舉例而言,英國保守黨政府之所以在1994年承諾減低二氧化炭排放量,是因為要減少依賴煤礦能源工業,藉以打擊勢力龐大的英國煤礦工會。

哈維認為,要恰當處理環境問題,同時要顧及人,尤其是弱勢階層的生活狀況,我們必須把人與自然的關係理解為「生命之網」(Web of Life)。人類及其社會發展,打從一開始就鑲嵌在整個世界不同物種連繫而成的網絡當中。人類本身就是大自然,或整個生命之網的一部份,既受其他物種影響,亦會在發展時影響其他物種,甚至在影響其他物種時,又會改變人類自身。在生命之網中,人類作出任何決定時,都必須抱著對其他物種的同理心(empathy),思考這些決定及行為會對其他物種造成的後果,也要思考其對人類自身造成的影響及後果,因為人的行為會同時改變大自然和人類。

不過,要按照生命之網思考人及自然的關係,並就具體環境問題作決定,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先決條件:各種知識的交流與「翻譯」。現代社會其中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不同的社會群體有非常明顯細緻的分工,而這個分工也顯現在不同學科的知識上。所以,自然科學家只知道處理環境的各種技術問題及科學理論,而不知道其社會影響;社會科學家則只知道某些政策對社會不同階層的影響,而不清楚科學上大自然面對的問題及解決方法。只有促成不同學科的交流,將專門人士才看得明的知識理論翻譯成其他人都可以看得懂的東西,人們才能夠同時顧及人類社會和大自然其他物種的需要,作出正確的判斷。

希望的空間:顛覆性的建築師

就筆者的理解,「希望的空間」可以有兩層意義。第一,我們需要在眾多壓迫及具體的生活限制下,尋找有希望的出路或空間,抵抗現狀;第二,我們不只要抵抗,更要建立出一個更理想、平等、公義,屬我們所希望的空間。要做到這兩點,我們必須成為哈維所說的「顛覆性的建築師」(Insurgent Architect),既抵抗,亦創造。前述的一些思考方式及行動態度,正是顛覆性的建築師須要具備的其中一些特質,但當然不止於此。

「建築師」必須懂得把個人問題、個人經驗理解成社會、政治問題。人不是孤離和完全獨立的個體,人受社會、歷史、空間影響及限制,個人的行為和決定亦會直接間接影響其他人,所以人是社會及政治性的動物。亦因此,人不只要思考自己的問題,更要思考其他人的處境,而「其他人」並不單純指每日身邊接觸到的人。在全球化社會底下,當一個地方的人可以間接影響其他地方的人的生活,我們更要思考自己會否對平日看不見的「其他人」造成影響。

只有懂得把個人問題視為社會、集體的問題,我們才能建立一個平等、多元、包含不同弱勢群體的集體,更有力地對抗眾多壓迫,尋找解放的出路。一如前述,由於全球化已經將世界各地不同人的生活、所受的壓迫及剝削連繫起來,這個集體亦不能只是一時一地的集體,而必須要連結到全球各地受壓迫的人民。問題是,不同地方、不同群體所面對的情況可以有非常多差異,思想及價值觀亦可以南轅北轍,怎樣才可以有效地連繫到不同的人?這個全球的集體如何可以尋求共識,在作出決定的同時考慮到不同人的狀況?哈維認為,前述的「翻譯」及「同理心」正是答案。

所謂「翻譯」,並不是單純把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通常會遇到一種狀況,就是無法在某一語言當中找到合適的字句代替另一種語言,而又表達到相同的意思。這是因為兩種語言來自兩個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一時一地出現的事物及生活習慣,未必會在另一個地方出現。社會生活亦是如此。在一時一地生活的人,總會有一些文化、思想、價值觀是另一個地方的人無法想像的。亦因此,生活在一時一地的人,想法上總會有其偏見、前提和假設,以致在一般情況下不能考慮到其他人的處境。在這個背景下,「翻譯」,就是來自不同地方、不同文化、有不同生活狀況及思想的人互相了解,在溝通過程中知道其他人的狀況,同時發掘並放下自己的偏見及假設,考慮其他人的處境和需要,然後在這個溝通的基礎上建立共識,為具體的情況作一些決定。要促成這種「翻譯」,同理心必不可缺。我們不但要知道其他人的想法及生活狀況,更要理解導致這些想法及狀況的原因,因而尊重不同人的差異,不能抱著「自己必然正確,對方必然錯誤」的前提進行溝通。

上述的「翻譯」有更深一層的意義。既然集體的改變必須建基於全球性的溝通,既然社會及不同人的生活處境持續地有變化,「改變」就不是一次大革命可以一蹴而就的事。同樣道理,上述的所謂「共識」及「決定」,亦不是定立後就成為永恆不變,放諸四海的東西。哈維所想像的溝通及改變,是漫長且永無止盡的。「翻譯」需要持續地進行,「共識」及「決定」需要由集體持續地重新檢視。而這正是「辯證烏托邦主義」的精髓所在:「理想」及「現實」持續不斷的互為影響、互相改變;全球不同人恆常地展開翻譯及溝通,互相了解亦互相影響;人與人間、人與自然間,人與世界間永無止境的互相改造。希望的空間並不會有完成的一天,顛覆性的建築師每日也在創造和改變希望與空間。

延伸閱讀
Harvey, D. (2000).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Hobsbawm, E. (2012).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 London: Aba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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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CGG 2015-16 讀書會:The New Urban Question/ Andy Merrifield/ 第二、三章
【活動連結】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775390082574542
本會將舉行讀書會,繼續閱讀Andy Merrifield的著作《The New Urban Question》。是次選讀範圍為第二章〈Old Urban Questions Revisited (and Reconstituted)〉及第三章〈Cities Under Tension〉。
詳情如下:
日期:2015年6月6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
地點:浸大地理系會議室(AAB1218)

香港批判地理學會創立於2004年,關注香港城市發展,以空間角度分析社會及實踐學術。
[Website] http://www.hkcgg.net
[E-mail] mail@hkcgg.net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HKC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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