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樂場地契政策倒行逆施

【原刊於明報2018年3月23日觀點版】

歷經數年,政府日前終於公布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的檢討結果。政府在記者會開始時形容社會有不同聲音:一方面引述部分支持政策的意見,強調這些場地有不同程度社會貢獻,又有悠長歷史,故有必要保留場地;另一方面稱公眾質疑政府收取象徵式地價是「慷慨」之舉,又稱公眾批評這些場地對外開放時數偏低。理所當然地,政策修訂就是收取高一點的地價,及擴闊一下設施使用權。

政策檢討轉移視線

對於公眾向來質疑政府在此政策上偏重中上流社會階層和商界利益,容許少數人佔用珍貴土地資源,政府則絕口不提,這些涉及社會公義和公眾利益的政治問題彷彿不曾存在過。政府試圖把政治問題「去政治化」,讓大眾接納政策弊病源自兩個簡單技術問題,與土地不公義和剝削公眾利益無關。

包括Bent Flyvbjerg、RichardPeet 和John Allen 等不少地理學者的研究都指出,在權力分佈不均的社會中,政府建構的論述往往帶有權威,亦在不同空間尺度採用支配、主導和利誘等權力模式。為支撐技術修訂的合理性,政府再一次將複雜的城市政治簡化成技術問題,運用權力來篩選異議,主導大眾對城市議題的理解方式,更把公眾質疑轉變成支持政策修訂的技術理由。如此公眾討論則走向技術層面:地價應為市價三分之一抑或二分之一?開放設施幅度應增至三成抑或四成?

政府繼續演繹私人體育會的重要性,不僅處處考慮這些組織的財政狀况及穩定運作,也強調跨國企業的高級員工需要這些場地。今日這些說法與1979 年行政局的討論無異。在政策具體修訂上,部分修訂更惹人質疑政府進一步裨益私人體育會。雖說私人體育會將要繳交市值三分之一地價,但政府卻弔詭地「鋪設後路」,容許不願意或無法負擔地價的體育會改以具社會使命的社區組織名義運作「半公共」設施,另訂特殊契約收取象徵式地價。

優待體育會嫌疑未釋

2013 年審計報告發現私人遊樂場地內有商業運作的餐飲設施、按摩室、酒吧、美容院等設施。由於部分地契沒有清楚寫明設施類別,亦有部分地契容許體育會按自身章程提供設施,故無法一概而論這些情况是否違契,可謂是條文之間的灰色地帶。政府公布的修訂建議,卻沒有回應這些設施被指與體育目的違背的公眾質疑,反而「開綠燈」制定附屬設施清單,把這些設施納入規管,容許私人體育會名正言順地提供餐廳食肆和按摩室等配套設施,更透過批准非會員有權使用這些設施,讓體育會合法地從附屬設施中獲利。

政府建議新地價政策最快在2026 年落實,在此之前的一段空窗期備受爭議。政府官員在記者會上解釋,短期內續約的體育會對條款或有合理期望,故在一段時間後才落實新地價安排。然而即使是屆時才繳付地價的體育會,政府也很細心地想出方案,容許它們分期繳付。

公眾難免質疑政府優待這些私人體育會,費煞思量去滿足體育會合理期望,為這些體育會續約提供條件。那麼政府有沒有考慮過市民大眾合理期望?政府和大眾務必正視香港的土地不公義和剝削問題。收取地價和稍為擴闊設施使用權,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都無觸及公義問題。即使收取地價,也不一定能用在市民大眾身上,更何况公眾諮詢文件中不少技術修訂實際上都是為私人體育會利益着想。若公眾全盤接納修訂建議,政府就成功地把問題「去政治化」,遵行40 年前的政策原意優待少數人,土地問題真相則繼續模糊不清。

作者葉鈞頌是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研究生、香港批判地理學會成員,鄧永成是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香港批判地理學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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