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政治: 毋忘日常生活

【原刊於明報2018年4月1日星期日生活】

安徒上月18 日從階級出發反思立法會補選結果,認為基層對民主派的支持已經大幅削弱: 「中產-基層」在主權交接前形成的跨階級聯盟向來是民主運動的基礎,但近年隨中產與基層產生矛盾而裂解,前者故步自封,面對階級差異時強調中產定位,後者則易被蛇齋餅糉收編。

文/鄧永成、郭恩慈、葉鈞頌

1. 「階級」意指為何?

馬克思強調一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在理解舊日工業社會時,資產階級被視為擁有生產工具的人,透過剝削出賣勞力的無產階級來取得後者生產的剩餘價值,重視階級矛盾。韋伯則強調階級由三方面組成:經濟權力、社會地位、政治權力。現今世界有很多社會經濟階級,諸如中產與基層之分,在教育有高低學歷之分,在年齡有老餅與廢青之分,在政治取向有左膠與本土之分等等。換言之,按韋伯的理論分析香港社會可有更多階級。

安徒似乎未有清晰定義,混雜使用了不同觀點。他以市民的財富和入息來討論港英時期聯手的中產及基層;論及資產階級則着重於資本家剝削工人貪得無厭和勾結政權。不論基於哪種觀點,階級都是傾向以經濟作為分析。在香港,這類分析以經濟為桎梏,多如牛毛,如近期的地產霸權論述,便單從經濟角度簡化房地產發展,忽略政治在歷史和空間累積而成的霸權。

我們認同階級的重要,因為分析階級可探索社會分層,以及階級之間的對立和矛盾,但今時今日社會遠比昔日工業資本主義社會複雜,加上城市發展規模之大和速度之快,單談階級不足以認清社會真貌。為何資產階級會跟中產和基層階級產生對抗矛盾?如果像安徒所言,把港人分類為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基層階級及不知歸屬哪個階級的本土派,亦難以完全解釋補選結果反映的現象。

2. 階級與日常生活空間

姚松炎在九龍西不少中產區均佔優,但所謂基層也不一定如安徒所言被建制派的蛇齋餅糉收編或者冷漠犬儒。在劏房集中的一些票站,即傳統理解的基層地區,姚松炎得票與對手相差不遠,甚至偶有優勢。不過在不少同樣被視為基層地區的公屋票站,兩人卻相當懸殊,建制派得票大幅拋離姚松炎。按蔡子強分析,姚松炎敗選似乎與「公屋現象」更有關。單以貧富的經濟指標來劃分階級,未能圓滿解釋是次補選出現的「公屋現象」。我們試圖拋磚引玉,從空間角度作一些思考。以住屋空間來考慮,瑟縮劏房的是基層、居於公屋的也可是基層,然而兩者日常生活空間存在差異,以致需要和想法各異。

居於劏房的基層長期住屋不穩,憂慮房租和日常開支,也擔心業主逼遷甚至樓宇失修。我們曾經和一些劏房戶訪談,他們最渴望有穩定而負擔得起的居所,不少也對社會現狀存有意見。雖然劏房居民不一定掌握專門的政治語言來表達想法,但他們絕非犬儒冷漠。在地區工作的社工,不時會召集劏房居民,講解及討論時事和政策,讓他們意識到社會運作問題令香港居住環境每况愈下。我們無意浪漫化劏房,但即使平常或會接受蛇齋餅糉,劏房居民也會有自己的社區網絡,在生活大小事上互相幫助,在高密度城市環境中參與爭取改變。這點可從我們的研究分析肯定。

公屋居民居住環境相對劏房穩定得多,享受到相對完備的社會設施和配套,不需再憂慮難以負擔屋租。公屋基層居民有餘裕心力對未來有期盼;相對於終日為屋租擔驚受怕的劏房基層,公屋基層居民有更大誘因去追求穩定。因此民主派在政治宣傳口號上,經常「反乜、反乜」,這些話語未必能吸納公屋基層選票,甚或引起反感,哪怕他們本身認同話語背後價值。

3. 日常生活的政治實踐

在2015 年涉及鉛水風波的啟晴邨和德朗邨,建制派得票大幅拋離民主派。為什麼揭發鉛水風波的民主派得不到大多數居民支持?民主派在揭發後作出不少權利方面的爭取,要求政府問責;建制派則在民主派揭發事件後立即落區,為居民檢驗鉛水,又提供了不少協助,似乎贏得當地居民支持。這一點從當年區選後的分析可佐證。

論者常推說民主派資源少。民主派與建制派在資源上雖有一定差別,但以此解釋民主派失票會帶來深層的後果和問題。造成鉛水的原因及責任需要追究,皆因水是現代城市居民的最基本權利。但是追究歸追究,遠水不能救近火。對居民來說,從建制派或民主派手中得到援助並無差別,反正能用得到。何况民主派資源並非匱乏,走進公屋一趟,不難發現民主派同樣會辦旅行團、量血壓,派發日常生活物資等。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將社會分成國家、城市和私人住屋三種空間。城市社會運動的焦點不能狹隘地集中在最低的住屋,而輕視市民在城市社會中各種權利。派發物資只是滿足日常生活的最低層面,其他爭取各種城市權利的層面是建制派避而遠之的。對列斐伏爾而言,城市居民有居住、工作、維持健康、休憩、接受教育、文化薰陶等權利。每人也應意識到他們有權參與城市的公共生活,有尊嚴地與其他人在城市聚居。

聚居的城市政治維度,值得香港的政治團體重視。不同地區皆因歷史進程不一,並隨時間沉澱,形成不一樣的聚居。深水埗逾百年的空間故事,與天水圍身處的政經發展環境有別,各自聚集了不同居民,衍生出生活要求的差異。故此民主派在日常地區工作應將所謂的民生問題連結到城市政治的整體性,例如將貧窮的現象連繫到缺乏全民退保、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等。

近年香港不斷強調城市政治的撕裂現象,但鮮見討論每人權利和城市社會的整體性。立法會選舉只強調口號式宣傳,區議會選舉則偏於最基本的民生福利,但兩者不應被分割。民主派失票,不應歸咎社會階級撕裂。民主派光譜雖愈來愈闊,但民主運動必須團結、向維護「聚居」權益的目標前進。民主派在地區深耕細作,不應止步於提供服務,也不應只模仿政府辦諮詢會或工作坊,反而應從身體尺度出發,喚醒每人的公民意識,讓每人在日常生活層面反抗抽象空間的強權,並宣示自己的城市權利。城市應是藉每人日常實踐而成的空間。把重視抽象的政治口號轉為強調爭取城市日常生活權利的實踐,這範式轉移才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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