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永成:繼續在城市空間造反

【原刊於2019年7月15日明報觀點版思潮專欄】

「反送中」運動遍地開花,一方面在全球各地刊登廣告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另方面在港的運動亦多方向發展,遊行後留守並佔領街道、包圍政府建築物、馬路散步等不同形式,運動地點亦不再局限港島,更擴展至九龍新界。

坊間已有不少文章分析「反送中」運動。當然,林鄭月娥的傲慢肯定公認是重要的催化劑。不少文章也強調運動可以如此浩瀚,皆因市民大眾秉承「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倫理,做到和而不同,既有「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遊行,且有勇武圍堵衝擊的升級。在不分化下共同進退,但又無大台指揮,依賴的是通過社交媒體及網絡(如「連登」和Telegram)動員、組織、指揮,並且擴散迅速、進退有據,be water,如水一般流動。就像運動由政總開始,流動到警察總部,再發展出多個支流,流向稅務大樓、入境事務大樓等多個政府辦公室。

然而這些文章似乎忽略了一個重要視角——空間。持異議者將運動與中美貿易拉上關係,又談到林鄭強推法案影響兩岸局勢。雖這些是如假包換的空間元素,但畢竟只是從一個較狹隘的地緣政治角度來看事態發展。政治與空間的互動還是更複雜的。

在挪用空間中造反

今年5月20日我在本版發表了〈解決香港城市問題 非靠鑽研智慧城市〉一文,從理論角度介紹新(vs.舊)城市問題,指出由於資本積極剝奪財政與土地,城市是令人流離失所的空間。因此,組織社會運動為解決城市問題的良方。在空間上的表現為佔領空間,同時也催生「遭逢政治」,即人們可透過社交媒體更易遭逢、共商政治。繼而引伸理解近年在港發生很多民眾街頭示威事件。雖3月31日民間已有首次「反送中」遊行,但在沒有很好成為氣候的情况下,我也沒有在上文提及它(這當然是我的粗心大意、洞察力不足)。現在可補充一下,好好認真從空間角度思考本城的新城市問題。

我在另文(註1)指出,地方政府甚至國家運用技術知識,把經濟、國家與民間社會交織成有利管治的空間。由於此等空間主旨在統治,連接起疆土內的城際、促進資本累積及國家管治,但對大眾來說卻是一個壓迫性的統治空間。民間充滿不同聲音和意見,要抵抗霸權、重新肯定使用價值及創造力,製造與統治空間抗衡的挪用空間。這可理解為人們常掛在嘴邊的城市權利。換句話說,當生活在統治空間,城市居民便有造反權利。

1980年代前的城市發展,無論是景觀或決策上都止於深圳河以南。隨大陸經濟改革,香港大量資本及人力北移,城市發展已向外延至珠江三角洲甚至華南。與此同時,回歸後香港已成為中國城市群一員。隨着全面管治來臨,一波又一波由外向內的動力直插入城市心臟。隨着城市化持續,香港城市社會正受這內外張力牽引着。

統治空間與日常生活

1970年代以來的香港城市社會強調理性、技術、中立,發展城市基本建設,促進資本積累及殖民政府管治。要講的是這些統治空間怎樣影響日常生活。以房屋為例,單談商品房屋供求的經濟和技術向度,只是功能性的居住,恍如在工人宿舍內住着極需歇息以便再出賣勞力的工人,所關注的像動物般的功能與自由。而商品房則只強調買賣獲利而不是注重其使用價值,屋內強調的是有無數家電,養成一個被動消費者。其結果是不讓人有尊嚴地聚居,包容社會差異,主動而有意義地參與城市空間的社會生活,這是不折不扣的異化(註2)。有不少評論已提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問題,包括老人福利、青少年學習與就業、醫療衛生等,在此不贅。

回歸後特區政府的政策,在「馬照跑、舞照跳」及穩着資本家的政策安排下,並沒有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隨着過去幾年發展,香港城市發展更畸形,我們居住的空間愈來愈異化。

異化的反抗 共建挪用空間

隨着全面管治的進逼,「一帶一路」、大灣區計劃等,市民感受到的並不如宣傳的前景那麼美好,反是生活異化加劇的可能性更高。現在的逃犯條例更加深人們恐懼。日前廣東省發布《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指出香港將在3年內引進社會信用體系。雖聶德權在社交網站澄清絕不會在港實施,但廣東省的公布已加深人們對異化的恐懼。

6月至今天發生的事,市民都耳熟能詳,亦有不少精闢報道及分析,我在此只要從空間角度補充一下便可。既然統治有其空間性,挪用也必然是這樣。首先,「和理非」遊行也有其空間性。它亦是有感於統治空間的不濟而發起遊行,而其路線皆被視為公共地方。出發的維園公共休憩場地,途經也是公共馬路,而遊行至政治權力中心——政府總部。6、7月多次遊行都是如此安排。其間進佔的金鐘及夏愨道,是製造統治空間的土地發展體制內的金融勢力,而立法會大樓則代表這體制內的政府及建制議員權貴,他們一一在這大樓會議廳內令體制霸權延續,使統治空間擴大,同時打壓挪用空間的出現。很奇怪的是警務處長在6月9日示威後竟問:為何示威者要衝擊無人開會的立法會大樓?反是蔡子強在一篇評論文章擲地有聲指出:早在年輕人7月1日衝擊前,立法會已是被體制暴力夷平的廢墟。

年輕人的其他遍地開花行動所選擇的空間,都反映出統治空間的屬性,而要挪用過來、反異化的意圖及決心。警察總部代表了政權暴力泉源,稅務局代表了體制霸權之可以延續的財源。而其他地區如尖沙嘴、屯門、沙田、上水等代表一些被侵佔的空間(遊客購物、住宅區公眾休憩、水貨交換),希望可以挪用回來。最後,近日各區發生的「連儂牆」衝突也可視為統治空間(行人通道)與挪用空間(表達訴求)的衝突。

現在坊間很多分析如何理解我城現今的問題,從而提出解決困境的建議。本文建議從空間的切入點,指出現狀充滿延續不公義的土地發展體制的統治空間,不少市民深感被異化,加以逃犯條例催化異化的恐懼感。要走出現在困境,正如一青年發展委員會委員所言,沒法只改組委員會問題便迎刃而解。皆因土地發展體制仍原封不動,挪用空間的追求只會繼續。這是每個城市市民的權利。

本人對《明報 》6月13日社評把6月12日示威者定性為「暴動」,及7月2日社評忽視制度暴力,深感憤怒並表示強烈反對。

註1:鄧永成,〈從中國疆土的視角 思考大灣區爭論〉,2019年3月18日《明報 》

註2:鄧永成、葉鈞頌、梁漢柱、馮國堅,〈「過渡」措施目的成謎 勿把城市簡化為宿舍〉,2017年11月16日「香港01」

作者是香港批判地理學會主席、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特邀教授

廣告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標誌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